lol观战数据请求失败,这场比赛男篮红队暴露出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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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小组赛虽然中国男篮红队有惊无险地拿下了哈萨克斯坦，两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挺进淘汰赛。但这场比赛，中国男篮红队的内线双塔王哲林和周琦早早遭遇了犯规麻烦，双塔被针对，中国男篮红队上半场只以38-31领先对手1分。

全队凭借着在第三节的一波流，最终以83比66战胜了对手。中国男篮红队上半场的攻防节奏很乱，当时姚主席都坐不住了，接连上去指导王哲林和周琦，最终中国男篮红队在第三节打出一波31-12的攻击波，带走了比赛。双塔周琦贡献9分3篮板3盖帽，王哲林4分2篮板，丁彦雨航14分，刘志轩18分。

此次中国男篮红队虽然战胜了弱旅，但依然暴露了轻敌，准备不足，过度依靠内线等问题。此届亚运会中国男篮的内线应该是最强的，是中国队赖以取胜的法宝。这一点已经被其他球队研究透了，其他国家的男篮肯定一上来就会针对内线双塔，攻击中国队的弱点。

第一场对战菲律宾靠得是阿不都沙拉木成为奇兵，末节独砍8分，挽回劣势，最终赵睿罚球准绝杀。而本场比赛，靠得是刘志轩外线的三分和丁彦雨航的突破，又让中国队得以大胜。由此可见，虽然中国队主打内线双塔，但真正决定比赛走势的却是其他位置的球员。

所以中国男篮红队的其他球员作用也非常突出，如果对方有意针对内线，外线的球员无疑就解放了。接下来的比赛，姚主席能做得并不多，更多是稳定军心一类的话，让男篮小伙儿们好好打，毕竟接下来就是淘汰赛，输一场就没戏了，碰到韩国，伊朗和菲律宾又将是一场恶战。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如有不同意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中国历史上因小失大的故事有哪些？

1948年11月4日，南京的蒋某人亲自下令第七兵团所属第100军开赴海州，与原驻那里的第44军一起，统归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指挥，固守海州及连云港地区。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因为第44军就算孤悬一隅，穷途末路时也完全可以通过连云港从海上逃跑，增援毫无意义。

（川军王瓒绪）

离谱的事继续发生，结果第二天朝令夕改，通知第100军停止前进，同时命令第九绥靖区和第44军放弃海州，从陆路向徐州收缩，其结果就是，把原本不在粟裕歼敌计划中的一个军也送到华野嘴边。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等待这个军的到来，黄百韬在新安镇整整呆了两天，也是足以致命的两天。

第100军就是原来李天霞的整编第83师，时任军长黄埔四期周至道，济南战役使其战力大损。而第44军则是逐渐“中央化”的川军，抗战期间先后隶属于第五和第九战区，1946年改称为整编第44师，隶属于李延年绥区担负警备任务。1948年9月恢复军级番号，时任军长王泽浚，特别注意，这家伙有些来头，是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次子。妥妥的军阀二代。

（黄百韬）

本来黄兵团只辖第25、第63和第64等三个军，第100军被调入后也无碍大局，因为这四个军距离兵团部所在地新安镇均不过2、30里路，一声令下就可以向徐州开拔。然而第九绥靖区和第44军的“转进”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们的姗姗来迟活活拖死了第七兵团，成为“因小失大”的典型范例。

因为李延年所部的撤退根本不算是一次军事行动，而完全是一座城市的“搬迁”！根据撤离计划，除财政、盐务部门等少数人员乘船直接去上海外，其它所有行政单位、学校、地方武装、绥靖区司令部机关，全体需要步行跟随第44军西撤，队伍浩浩荡荡，行军慢慢腾腾，而几十公里外的黄百韬则是望眼欲穿。

（第九绥靖区李延年）

关于第44军也划归七兵团指挥，并且跟随黄百韬一起撤往徐州的命令，是由刘峙转达的。本来，黄百韬在徐州参加完军事会议后，11月4日的深夜就赶回新安镇，紧急部署各军西撤，到11月5日的晚上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命令到达就开始跑路，然而就在这个晚上，刘峙不让走的电话来了。

黄百韬情绪一度失控，兵贵神速是基本的道理，他在电话里大声质问总司令刘峙：“第九绥靖区究竟何时到达新安镇？本兵团究竟何时才能撤退”？刘峙哼哼叽叽给不出具体时间，只是一味要求等待，黄百韬气得摔了电话，可是又不敢不等。作为杂牌将领，黄百韬深知抗命的后果，否则后患无穷。

（第44军王泽浚）

整个11月6日黄百韬都是在抓狂和不安中度过的，他搞不明白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军害得整个兵团傻等，到11月7日天快亮时，允许第七兵团西撤的命令仍然没有到达，黄百韬决定不再等了，下令非战斗人员凌晨6时乘车出发。然后，这位兵团司令官开始在指挥部里大喊大叫，不停地询问第44军到了哪里，还有多久能到达新安镇？参谋和副官们面面相觑。

终于在11月7日中午，黄百韬等来了祖宗一般的王泽浚44军，于是第七兵团大逃亡一般撒丫子向徐州跑路，当天下午赶到运河东岸，各军乱七八糟开始过河，11月8日兵团部到达运河西岸的碾庄圩，一个晴天霹雳传来：拂晓时分断后的第63军已经遭到攻击，华野来了！次日，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占领曹八集，那是撤往徐州的必经之路，从这一刻起，黄百韬兵团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黄百韬）

让我们看看这两天的时间有多么的惊险：华东野战军主力11月6日起开始南下（淮海战役开始日），11月8日上午第三绥靖区张、何两位将军起义，因此华野各纵队得以迅速从正面通过贾汪、台儿庄防区，经过一昼夜强行军和紧急部署，至11月9日完成对敌黄百韬兵团的拦截与合围。而如果黄百韬11月5日能够出发，11月9日将会到达徐州东郊，那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而这一切的发生，源于蒋军“因小失大”的习惯性作风，源于11月5日晚刘峙那道荒诞的命令，十几天后，黄百韬毙命前的“三不解”第一条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新安镇等44军两天”？而他辛辛苦苦等来的第44军，也很快全军覆灭，中将军长王泽浚被华野生俘。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形势图）

昨晚天津女排艰难赢下江苏后？

12月17日晚天津女排与江苏女排的比赛，结果对于天津女排来说，没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此战之前，她们已经排名小组第一晋级四强。以天津女排现在的实力也没有必要挑选对手。至于苏津女排的恩怨，更多是球迷之间产生的，俱乐部之间根本没有那么多事情。而临时转会过来的朱婷，更对这样的矛盾不感兴趣。但是天津女排取胜了，作为天津女排的一名，自然也非常的高兴。所以当天津女排获胜以后，朱婷非常的激动，并拥抱了李盈莹。

天津女排有那么多的球员，为什么朱婷偏偏拥抱李盈莹了？很简单，李盈莹是这场比赛天津女排获胜的大功臣，值得称赞！

12月17日，天津女排主场对阵江苏女排，最终以3-2战胜对手。以双方实力对比，天津女排本不应该赢得这么艰难。天津女排多达28次失误，尤其是多次发球失误，差点输掉了比赛。也不知是球员没尽力还是有意为之。

能够艰难拿下比赛，全队还是非常的兴奋。因伤缺席比赛的朱婷与队友一起庆祝。她激情拥抱李盈莹还是有原因的。

这场比赛，李盈莹得到了全场最高分35分，进攻59扣32中，5失误，1被拦，进攻成功率为54%，进攻效率为44%。

除了进攻依然犀利，她的一传也很不错。两队世俱杯后的首回合比赛，江苏队就追发李盈莹。她们还把李盈莹停留在以前，以为她接不好一传。

12月10日那场比赛，李盈莹进攻41次得了21分。她在江苏队的追发下，接了55次一传，占全队一传总数的71%，一传到位率达到38%。这个到位率对于以前不接一传的李盈莹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昨晚这场比赛，江苏队再一次追发李盈莹。全场她接了59次一传，失误3次，到位率54%。这个数据比首回合比赛的表现还要好。值得一说的是天津队全队才接了95次一传，李盈莹占了62%。在这种情况下，她还得了35分，攻防两端都非常的优秀。李盈莹简直成了全能战士。

李盈莹能有如此优秀的表现，作为国家队队长的朱婷自然也非常的高兴。要知道朱婷加盟天津女排，除了保护朱婷的目的，也有帮助天津队李盈莹等国手提高水平，促进大家的磨合目的。

李盈莹作为联赛得分王，进攻是她的长处，接不好一传是她的短板。接不好一传是难以在国际大赛中有好的表现，也难以在国家队立足的。所以在国家的集训中，郎导给李盈莹制定了详细的训练一传的方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最近几场排超联赛，李盈莹除了进攻依然表现优秀以外，一传也有很大的长进。这一点不仅仅是天津队受益，相信郎导知道了也会很开心吧。作为“监督者”，朱婷自然也很高兴啦，她可以安心向郎导交差了。

当然大家也应该清醒一点，排超联赛的水平不是很高。在国际比赛中，欧美球员的扣杀和大力跳发力度都强多了，接一传的难度也要大很多。李盈莹要想在国际大赛中有优秀的表现，那就还需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为中国女排效力！

北洋军阀中段祺瑞的皖系？

1916年，北洋掌门人袁世凯去世后，北洋系内部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中拉出来了一批人，组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个派系被称为“皖系”，其势力范围主要为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等地。皖系成立后，在民国这个大舞台上主政四年，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所领导的皖系被直系和奉系联手击败后，皖系没落，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1916年，过了83天皇帝瘾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因病去世。袁世凯的死，让他手下的一众兄弟不知所措，由此引发了一个当时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承袁世凯留下来的职位，成为下一届的北洋掌门人？

按照当时的情况，若论实力的话，自然是北洋系二号人物段祺瑞来继承。但是，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死后职位当由副总统接任，此时民国的副总统是黎元洪，而在袁世凯的遗嘱中，也明确表示了由黎元洪接任大总统。

这对想当总统的段祺瑞来说，《临时约法》和袁世凯的遗嘱无疑是摆在他面前的两道坎，若他强行上位的话，不仅名不正言不顺，搞不好又会引起一场大乱。最终，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段祺瑞的理智战胜了野心，他决定顺水推舟，让没有军权的黎元洪当大总统，因为在此时的段祺瑞看来，这个总统谁当都无所谓，因为大权是掌握在他的手里的，所以黎元洪虽然是继袁世凯之后的第二届民国总统，但却只是名义上的，并无实权。

1916年6月7日，在段祺瑞的运作下，曾经被袁世凯软禁了三年之久的黎元洪终于得到了解脱，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

黎元洪出任总统后，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

段祺瑞上任之后，干了两件事，一是将袁世凯当政时期的总统制改回了内阁制，因为对段祺瑞来说，自己既然是内阁总理，那么内阁制政体对他肯定是最有利的，内阁制下，总理说了算；二是当上了陆军总长。这两件事，黎元洪看在眼里，他心里虽有不痛快，但也无能为力，谁让人段祺瑞掌握着军权呢！

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合作初期，还算顺利，但好景不长，段祺瑞就有些得意忘形了，仗着自己掌握着军事大权，行起事来便无所顾忌，在很多大事上根本不与黎元洪商量便自己做主，完全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视对方为摆设。

黎元洪虽然在北京当大总统，但他在北京基本上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要兵没兵，要权没权，段祺瑞不把他放在眼里也就算了，就连他的手下徐树铮也不把他这个民国总统放在眼里。是可忍，孰不可忍，黎元洪虽然脾气好，但面对如此嚣张的段祺瑞，自然也是忍不了的。

由此，段祺瑞与黎元洪的矛盾越来越大，两者的争斗也从刚开始的暗斗变成了明争。民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段祺瑞主政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虽然战争未波及到中国，但段祺瑞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决定对德宣战。段祺瑞决定对德宣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可以使德国和奥匈帝国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的赔款，另一个目的是借此讨好日本，以此来为自己武力统一中国做准备。

段祺瑞的想法虽好，但实行起来可就不容易了，关于对德宣战，黎元洪大总统第一个就表示反对，既然你段祺瑞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想对德宣战，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黎元洪嘴上虽然说着反对，但实际行动也并未停下，他深知自己不是段祺瑞的对手，于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此人就是时任民国副总统的冯国璋，冯国璋虽然是副总统，但却掌握着实打实的军权。

接到黎元洪的示好，冯国璋迅速回应，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共同反对段祺瑞对德宣战。

段祺瑞一看大势不妙，决定来硬的。于是，他指使徐树铮让皖系门下的十几位督军赶赴北京，成立“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果反对对德宣战，后果自负。

面对此种情况，一向软弱的黎元洪却突然硬气了起来，他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

段祺瑞没想到，黎元洪这老小子居然不按常理出牌，将了自己一军。黎元洪这儿吃瘪之后，段祺瑞很不甘心，他对黎元洪说道：“你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到天津度假去了。

黎元洪这次之所以敢这么硬气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是因为其在背后得到了“辫帅”张勋的支持。张勋此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虽然民国已经运转了好几年了，但张勋复辟封建统治的想法依旧未泯，借着这次黎元洪和段祺瑞斗争之机，率领他的辫子军进入了北京，名义上是支持黎元洪反对段祺瑞，但真正的目的却是搞复辟。

1917年7月1日，张勋率领三千辫子军进入北京，堂而皇之地搞起来复辟的闹剧。黎元洪一看，自己被张勋这个老骗子当枪使了，若真让这老小子复辟成功，自己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于是，黎元洪拉下脸面，向在天津度假的段祺瑞致电，请他出来收拾残局。段祺瑞一看，欣然领命，在天津组织“讨逆军”，于7月4日进入北京城，张勋的实力和段祺瑞相比，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讨逆军很快便把张勋的辫子军打的落花流水，战斗还未结束，张勋便逃的没影了。

打倒张勋之后，段祺瑞再次收获了权力。不仅如此，他还在功劳薄上又给自己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一造”是逼清帝退位，“二造”是逼迫袁世凯退位，“三造”打倒张勋复辟。

7月14日，段祺瑞回到北京，风光无限，重新执掌大权，权力达到了顶峰。

而此时的黎元洪总统因为张勋复辟一事，引咎辞职，不再担任总统职务。临走前，他发布了最后一道总统令，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自己则奔赴天津开启了新的人生。

府院之争，看似段祺瑞“被迫”下野，但其实他早已经计算好了一切，当张勋进京的那一刻起，他早已算好了最后的结局。府院之争，段祺瑞才是最后的赢家，经此一事，他不仅收获了再造共和的美名，也因此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自此，段祺瑞和冯国璋组成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

二人合作初期，就干了两件大事—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冯国璋虽然反对段祺瑞，但在这两件事情上却达成了高度一致，因为军人出身的他们，更喜欢用拳头说话，而不喜欢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但有人却不乐意了，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还有云南军阀唐继尧、广西军阀陆荣廷等，他们明确反对北京方面解散国会和废除约法。

对于孙中山来说，冯国璋和段祺瑞的这种行为就是对宪法的藐视。因此，本着维护宪法权威的态度，孙中山先生决定和北京方面争斗一番。

1917年9月10日，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孙中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誓师北伐。

在北京得到消息的段、冯二人，此时虽然都感到极为生气，但针对此事，他们二人的对策却是不同的，段祺瑞主张“以武力解决”，他想借此机会来统一全国，而冯国璋却主张“和平解决”，因为他怕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过程中占据他在江苏的地盘，这样一来，他可就真的成了光杆司令了。

但争论了几天，还是以段祺瑞的“武力解决”的主张占领了上风。冯国璋虽然不乐意，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谁让北京段祺瑞说了算呢！

方针确定后，段祺瑞先下手了。1917年9月9日，广州军政府成立的前一天，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便率领三万人的北洋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

刚到湖南，北洋军便把南军打的大败，占据了上风。但好景不长，随着南军援军的到来，局势又逆转了过来。此后，远在北京的冯国璋又从中作梗，让手下的王汝贤和范国璋停止内战，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直系的不配合让段祺瑞非常不满，这是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第二次较量。于是，段祺瑞又玩起了之前的老路子，他找到冯国璋说：“作为陆军总长的我不能指挥军队，这个总长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

冯国璋一听，求之不得，接受了段祺瑞的辞呈。

随后，冯国璋请王士珍出任内阁总理，下令南北停战议和。

而段祺瑞这边，自然也不甘示弱，他指使徐树铮搞了一个十三省的督军代表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

得知消息后的冯国璋虽然十分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于是，他决定跑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决定回到江苏去。

就在冯国璋下不来台之际，和事佬徐世昌出现了，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冯国璋二人重归于好，冯国璋也同意了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二人思想统一后，作战计划很快也制定好了：即分别由皖系、直系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中国。

1918年，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在曹锟的带领下，北洋军一路势如破竹，在两个月内连破岳阳、长沙、衡阳，战争形势几乎呈一边倒的趋势，南军根本不是北洋军的对手。

看着战争局势对北洋军越有利，全国人民都觉得这一次中国会完全统一。但关键时刻，段祺瑞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任人唯亲，将本该属于猛人吴佩孚的湖南督军的位置赏给了自己的心腹张敬尧。段祺瑞的这一行为，不仅让吴佩孚感到不满，更让曹锟感到不满，于是，两人撂挑子不干了。

8月下旬，迫于压力的段祺瑞暂时放弃了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

1919年12月28日，直系老大冯国璋去世。他的死，直接引燃了直系和皖系的矛盾。

冯国璋死后，直系由曹锟和吴佩孚接任，这两人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主，偏偏皖系的段祺瑞和徐树铮也强势的不行，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大战一触即发。

随后，吴佩孚请求段祺瑞撤军，但段祺瑞死活不同意。一不做二不休，吴佩孚直接和段祺瑞撕破了脸皮。

不过曹锟和吴佩孚虽然和段祺瑞撕破了脸皮，但理智还在，他们深知目前还不是段祺瑞的对手，于是便盯上了奉系的张作霖，希望能与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段祺瑞，而张作霖正好因为之前被徐树铮敲诈而愤恨在心。于是，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欣然同意。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

这场酝酿了两年之久的直皖之战，雷声大雨点小，从7月14日到17日，仅仅打了三天，便随着皖系的失败而告终。

直皖一战将段祺瑞的嫡系部队“边防军”完全消灭。19日，大势已去的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

一代强人，段祺瑞就此退出民国历史舞台，前往天津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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